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在京港大学联盟框架下举办“京港大学堂”讲座，邀请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带来《谈谈亚洲文明》主题演讲，北京联盟高校及北大师生近150人参与。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地区冲突愈演愈烈，如何正确认识文明的本质特征、推动文明互鉴而非对抗，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在本次讲座中，钱乘旦教授从亚洲的重要性、文明的万花筒、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破除西方中心论四个维度展开论述，为在场师生呈现了一幅恢弘壮阔的亚洲文明图景，并就文明互鉴的现实路径分享了深刻洞见。

        文明研究的时代关切

钱乘旦教授首先回顾了国内文明研究的学术脉络。他指出，上世纪中国学者在文明研究领域曾有过重要贡献，此后一度沉寂，进入21世纪又重新活跃起来。文明研究绝非仅关乎古代，实际上远比想象中复杂。讲座特别提到美国学者亨廷顿及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亨廷顿认为苏联解体后世界将面临文明间的冲突，这一论断在国际社会影响深远。然而，钱教授指出，其背后实质是为美国维护世界霸权提供理论支撑，我们所倡导的应当是文明的互鉴而非冲突。要把文明互鉴这个问题说清楚，首先需要弄明白文明的本质特征——即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坚持这一理论基础不动摇，文明互鉴才能真正立得住。

        亚洲的重要性

在“亚洲的重要性”部分，钱乘旦教授从“亚洲”概念的起源说起。古希腊人向东而望，将地中海东岸太阳升起的方向称为"亚洲"，当时的范围大致延伸至印度。而今天的亚洲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太平洋，北抵北冰洋、南临印度洋，是五大洲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洲。举世公认的四大文明——黄河长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其中三个诞生于亚洲，唯一一个在亚洲之外的尼罗河文明也与两河流域紧密相连，因此文明的发源地在亚洲是确定无疑的。钱教授还以欧罗巴与金牛的希腊神话为例，生动说明这则神话暗含着远古时期文明从亚洲传向欧洲的史影。他特别提到，小亚细亚的赫梯是人类最早发现铁器的地方，进一步印证了亚洲作为文明摇篮的地位。然而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体系下，全世界一提到文明想到的都是希腊罗马，许多亚洲文明的贡献未能在历史上得到应有的书写，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曲解，也正是今天需要恢复和正视的。

        文明的万花筒：多样性的丰富面貌

钱乘旦教授以“文明的万花筒”为喻，阐释了亚洲文明多样性的壮观图景。亚洲面积超过四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四十四亿，占人类半数以上，生活着一千多个民族和部族，使用着数百种语言及无数方言。仅印度一国，可被定性为语言的就有几十种，加上方言则达数百种。这片土地孕育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锡克教、琐罗亚斯德教、道教等多种宗教，足见亚洲的情况何等丰富复杂。在漫长的发展中，亚洲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南亚印度教文明圈和伊斯兰教文明圈的三大文明圈。钱教授强调，文明圈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同一文明圈内则共享着相近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生死观。文明的多样性自文明诞生之初便是基本特色，至今依然如此，无须归一。

        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部分，钱乘旦教授揭示了亚洲文明多样性中蕴含的辩证关系，归纳了三大共性。

其一，亚洲各地区的文明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渊源，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因缘关系。无论是已经消失的还是依然存续的文明，彼此之间一定存在交接与交往——可以是文化的、人员的，也可能是和平的或暴力的。钱教授以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往为例，指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正是来自印度教中的神猴，这一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本身就是文明交融的生动注脚。

其二，几千年的文明交往最终编织了一张互通互惠的文明网络。尽管亚洲地形极为复杂，但文明的交往从未中断。钱教授以阿拉伯数字为例：最早由印度发明，后经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欧洲人遂称之为"阿拉伯数字"，如今已传遍全世界。又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在中国原本用于节庆烟花，到了西方却变成了战争武器。从这个角度看，亚洲文明从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个亚洲共同培育了亚洲文明。

其三，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在西方崛起、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前，文明最高度的发展在亚洲而非西欧。即便在“西方”内部，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也远比西欧富裕，而拜占庭的物质基础恰恰在亚洲。丢掉了亚洲，拜占庭也就没落了。这种格局是一种历史常态，一直延续到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直至东方整体衰落。但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亚洲古老的文明正在获得新生，恢复信心、找到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间不平等关系正在被重新扭转，我们正在见证“文明的回归”。

        破除西方中心论

最后，钱乘旦教授将论述推向核心“破除西方中心论”。他梳理了西欧从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封建分裂，到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整合，再到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历史脉络。民族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为政治支撑、以民族认同为精神支撑，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精神应运而生，资本为轴心、市场为动力、工业与商业围绕旋转、科学与技术为工具。从那时起，西方成为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和“普世主义”由此产生。钱教授尖锐指出，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霸权神圣化，把西方说成世界唯一的发展方向，文明的多样性因此被否定。这套叙事从黑格尔一直延续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然而，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现代化转型，几乎都发生在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伊朗、阿拉伯……它们代表着亚洲古代文明的后继，体现着文明故乡正在复苏。亨廷顿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终结，转而提出文明冲突论，但其基本思路仍是“零和博弈”：一方之赢即另一方之输。钱教授追问我们是否能换个思路？双赢或多赢，各方都不输、各方都得分？这正是东方的智慧。他引用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指出这是东方智慧的一大结晶。地球之大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只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亚洲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推进亚洲研究在当下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时刻，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精彩互动

在互动问答环节，现场师生踊跃提问，钱乘旦教授一一作答。针对“不同文明圈是否会阻碍或推动现代化”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文明本身，而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在自身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找到最适合的发展道路。中国与印度建国时间几乎相同，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但经历痛苦摸索后都进入了比较顺利的轨道，原因正在于此。

师生积极提问

谈及中日韩三国对西方关注远大于彼此互动的现象，钱教授从朝贡体系的形成与解体切入，揭示了三国当前关系格局的深层历史根源。朝贡体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稳定了东亚，而其解体与西方入侵密切相关，由此造成了三国不同的历史表达与现实走向。

在回应“西方文明扩张性的根源”时，钱教授从宗教基因的角度给出了独到分析。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一神教，只信奉一个神；如果将“神”这一概念置换为“真理”，便会衍生出“只有一种真理且唯我掌握”的认知，这正是文明扩张性的精神基因。相比之下，印度教拥有无数个神，中国传统文化不以宗教为基础信念，因而不会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是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推而广之，便是文明相通的理念。

最后，就“文明圈与宗教的关系”问题，钱乘旦教授提出了“双载体”理论：一个文明的存续与发展需要两个支柱，一个是看得见的政治载体，即国家；一个是看不见的精神载体:宗教或非宗教的精神力量。儒学在中国发挥了精神载体的作用，使中国人对各种宗教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两个载体在中华大地上两千多年前就相互配合，很好地支撑了中华文明。这正是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而生生不衰的重要机制。钱教授说：两个载体配合得好，文明社会便发展得好；配合不好或有一无一，文明发展就会受阻。其精辟独到的见解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钱乘旦教授从文明研究的学术前沿出发，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理论洞察，系统阐释了亚洲文明的多样性与整体性，有力回应了“文明冲突论”与“西方中心论”，为在场师生理解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如钱教授所言，亚洲是人类文明之光最初点亮的地方，也将在文明的成熟期高举文明的大旗，为人类贡献东方的智慧。

京港大学堂介绍

京港大学联盟整合京港两地23所成员高校师资，启动“京港大学堂”项目，立足京港，着眼全球。“京港大学堂”是以学术为主轴，以京港热点主题为特色的学术课堂，聚焦“智慧教育”、“大数据”、“人工智能”、“医工融合”、“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经济发展”等时代关键词进行学术讲解与探讨。

人物介绍

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历史学教授。长期深耕英国史、欧洲史、世界文明史与世界现代化研究，主编《英国通史》《英帝国史》《世界现代化历程》等重磅学术典籍，在海内外史学界享有深远影响。